西周时期的淮阳

西周，中国进入到信史时代，淮阳的历史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

西周，十分重视礼仪建设，开始形成一整套的礼仪规范，其中就包括三恪制度。即新国家建立的时候，新王要对前三代王朝的子孙进行分封，给予王侯名号，以示敬重，并由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祭祀自己的先祖。周朝新立，周朝所封三朝，历史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杜预《春秋左传》注里说：“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另一种说法认为：封黄帝、尧、舜之后于蓟、祝、陈，为三恪。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牧野大战结束，周武王不等走下战车就对黄帝、尧帝、舜帝后裔进行了分封，足可见武王对三个神明级先王的敬重。周武王把柘城，淮阳一带广大的土地封给当地一个叫妫满人，建立陈国，武王还将自己的长女大姬许配妫满为妻。

周武王为什么偏偏要对妫满这一支舜帝后人另眼相看，厚爱有加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原来，妫满的父亲虞阏父在周朝担任陶正，事业做的非常好，他精湛的手艺得到了文王，和武王的赞许，他千里投诚的决心更是打动了文王、武王，加之他又是“神明之后”，所以妫满受到周武王最高礼遇也就不奇怪了。

至此，一处行文中的自相矛盾就不言自明了。前文说过：据《古今姓氏书辩证》和《通志·氏族略》记载：商代时候，淮阳一带舜的后人世系传承顺序大致为：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即遏父）——胡公满。商朝传国五百多年，这个只有九人的谱系肯定是不完整的，遗漏殊多。如果说这个不完整的谱系是准确的，虞阏父家族得到了嫡系传承，就有一个问题解释不通了？虞阏父为什么放着诸侯国君主的高位不坐，丢下自己的国家偏偏要不远千里去周朝做个小小的陶正呢？以诸侯国君之尊，趋炎附势地去到别国做陶正，从礼法、尊严、常情等哪个方面都说不过去？如果仅仅是为了在殷、周大战之前站个队，仅仅为了向周朝表露衷心，他完全可以派一支工匠队伍跨国服务，派几个心腹使臣携礼前往替自己表明心迹，有什么必要以君主之尊，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丰都那？所以，那个谱系不仅有严重的遗漏，还有难以自洽的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应该是后人根据既成的历史事实附会出来的。

且不说从周前期的国都周原（今山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算起，就从周文王东迁后的丰都（今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沣河西岸）算，到淮阳也有七百千米，一千四百多华里。在当时极端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要想从淮阳、商丘带少部分人徒步到达西安绝非易事，虞阏父为什么坚持要冒着生命危险，不惜跋山涉水，千里孤行哪？我个人以为：理由只有一个，经过商王朝五百年的岁月沧桑，虞阏父家族那一支已经衰落，家族早已日渐边缘化，平民化，投靠日渐强盛的周朝是家族翻盘的唯一机会。据传说舜帝本人就十分善于制陶，他后人中的勤奋者基本都继承了这门手艺，虞阏父（也叫遏父）不仅是这门手艺的继承者，也应该是一位颇有心得的职业高手，他毅然选择投靠文王，为周朝所用。他的这次机会主义冒险行动是值得的，他以个人生命为筹码的这把豪赌也是成功的，最终，他为自己的家族、为自己的儿孙赢得了一个国家，赚回来八百多年的兴盛（算上陈灭国后，田氏代齐的一百六十五年时间）。

《诗·陈风谱》唐孔颖达疏：“《乐记》云：‘武王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乃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则陈与蓟、祝共为三恪，杞、宋别为二王之后矣。”陈国成为西周早期十二个大诸侯国之一。妫满，姓妫，名满，字少汤，谥胡公，成为陈国第一任国王，被后人尊称为：陈胡公。陈胡公以淮阳为都城，陈胡公组织族人建造两座城池，胡襄城、陈城，胡襄城据说在今柘城县胡襄镇，陈城就是今天的淮阳的陈楚故城。

陈楚古城已经是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了，具备了保护、居住、贸易等多项功能。他外城周长15千米，内城周长4.5千米，城内有44条街。陈楚故城延续使用三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