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史前淮阳

引言

提到淮阳，人们更多地是想到伏羲，想到太昊陵，其实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淮阳一直以自身的内在魅力存在着，无论是灿烂的文化，还是厚重的历史，还是斐然的人文成就，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他都有着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是伏羲俯察仰观，文明初现曙光的滥觞地；这里是神农发明耒耜，步入农业文明的起始点。本文欲在华夏文明的大背景下，探索信史之前淮阳的社会发展状况，及人文文化。甲骨文，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字，记录了商王朝的许多重要活动，本人将其归入史前，从逻辑上讲是很不严谨的，但商代作为淮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收入本文中。题目大，史料少，水平浅，疏漏、误判在所难免。如有不妥，敬请指点斧正。

一．前伏羲时代的淮阳

黄淮平原形成之前，或者更直接地说：在黄淮平原还是一片浅海的时候，这里肯定没有人类活动。

华北平原是在周边山体抬升，中心地壳沉降，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种状况也包括以淮阳古陆为中心的黄淮地区。《中国国家地理·2008.5·河南专辑》上曾刊载一篇文章《营造华北平原，黄河应记首功》，文中指出：“要形成平原，特别是像华北平原这样面积广大的平原，长时期的地壳沉降是必要条件。今天华北平原…从大约距今一亿多年的白垩纪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一个长期沉降，地质上称为坳陷或盆地的构造，沉降过程今天仍在继续。根据华北平原上沉积物厚度推算，这里的沉降幅度能达到1000－3500米，沉降的速度也有愈来愈快的趋势，仅距今200多年的第四纪以来，就有500－600米的沉降。”但由于黄河这位大自然的搬运工搬运泥沙能力超强，年搬运量可达16亿吨，使“堆积的速度完全能够补偿地壳的沉降，并且还有富余。因此，大约在第四纪早期就形成了今天的华北平原的雏形。”查资料得知，地质年代第四纪早期的时间跨度从260万年一直到一万多年，太笼统了。文章接着说：“华北平原上的黄河下游河道在距今50万到10万年之间就已经形成，之后，黄河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华北平原这一成果。”作者虽做了进一步释明，我们对华北平原形成年代还是只能有一个模糊的认识，我们家乡由浅海成为陆地这种沧海桑田的巨变到底完成于何时，还是不得而知。

同样还是那本《中国国家地理》在图片注释里说：“曾有学者提出夸张地猜想，他们认为7000多年前华北平原还没有诞生，那时的海岸线距离今天的太行山、大别山并不遥远。随着黄河源源不断地将黄土高原的泥沙带到下游，留下大面积的冲积扇，华北平原也逐渐淤积形成。数千年来，黄河经常决口改道，其摆动范围北至天津，南抵江苏淮河流域，几乎纵贯了整个华北大平原。改道期间，黄河水侵入海河、淮河与其他河流的流域之中，与这些河流一起冲积，合理营造了今天的华北平原。（引自《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7000多年前，华北平原还没有形成，包括淮阳在内的广大地区仍然属于浅海，或滩涂，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接受，也与河南境内的一些考古发现不相吻合，不足为信。海岸线靠近西部的时候，豫西、山西、以及更广阔的西北高原，温暖多雨，宜于人居，那里仍是我们祖先活动的主要地区。随着黄河冲积扇由西向东缓慢扩大、增高和推进，大海被新淤积的大陆慢慢地推向东方，西北高原变得愈来愈少雨干旱，生活资料开始显得越来越匮乏，人口不断繁衍，却面临着无以为生的窘境。相反，辽阔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新陆初成，气候适宜，物产丰饶，其肥沃丰饶的黄土地，更是为农业文明的到来，和其后的高度发达，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源保障。于是远古的先民们便开始随着新大陆的日渐东延，开始了自西而东的迁徙。当然山东中部山区、西南的低山区在黄淮平原形成前已是大面积的海岛，50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应该是在地质年代中某个寒冷的间冰期，海平面下降，到处覆盖着厚厚冰原时，沿冰原进入山东半岛的。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并成为之后东夷先民的祖先。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黄淮平原已经有了大量人类活动，以新郑市裴李岗遗迹最为典型，其中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更属于有八、九千年历史的文化遗迹，发掘出用鹤腿骨制作的骨笛，将人类音乐史提早了3000多年。这个时候，以淮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也应该已经有了人类活动，时至今日，淮阳县域内尚未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文化遗迹，但在以淮阳为中心的周口市区域内，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迹多达13处，其中扶沟5处，商水4处，太康、西华、项城、鹿邑各1处。淮阳居于这些区域的中心，暂时没有发现，并不说明没有，我们大可不必急于去下结论，一切可以用时间去证明的事情，都应该交给时间去解决。

相反，即便能证明那个时候淮阳县域内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也不能说，伏羲文化就可以被无限制地放大，就可以前提到八千年以前，因为这些裴李岗时代的先民，和后来迁徙到淮阳的伏羲他老人家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血缘上的联系，更不能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贸然断言：伏羲文化远达八千年。中国进入氏族社会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大概的时间界限为一万年左右，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结束时。氏族社会又被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我不敢说伏羲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具体时间，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八千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绝对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如果要让我们接受伏羲是一位女性氏族首领的现实，那将情何以堪？但如果我们既要坚持伏羲存在了八千年，又要认定伏羲是进入父系氏族时期的代表人物，那就真是闭着眼睛瞎说，拍着胸脯胡吹了。

二．伏羲时代的淮阳

中国疆域的发展和演化，和我们祖先的迁徙之路似乎有着某种浑然一致，天作之合的意味。

广大冲积平原尚未形成的时候，大海的边际和今天相比，应该更靠西的多，所以那时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结合部，即便不是大海与陆地的分界线，起码会更接近大海，在那个时候，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也肯定更接近大海一些，哪里的气候，比今天也更加的湿润，宜人，森林茂密，资源丰饶。地球已历四十六亿年的演化，相比于地壳的桑田沧海而言，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转瞬，随着黄淮、华北等沉积平原的形成，海退现象缓慢发生，西北距离海洋越来越远，气候也就变得原来越干燥，逐步变得不那么宜居起来。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说“伏羲生于成纪。”后带领族人不远千里，一路东行到了今天淮阳附近，并定居下来。成纪，即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伏羲是西来的，炎帝、黄帝也是西来的，这是人类历史，和自然变迁的巧合，还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必然呢？亦或真的应验了人类同一起源说？我并不认可人类同一起源，但我相信要解开这些历史谜团，不断丰富田野考古的成果才是寻找答案最靠谱、也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人类新、旧石器时代的分界线大致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以淮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频繁活动，繁衍生息了。淮阳地区有传说，记载的较早的人类活动是伏羲的到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大皞之墟也。”陈，即指今天以淮阳为中心的大片区域。大皞，伏羲氏的别称。《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墟。”《淮宁县志·卷一·沿革》：“太昊之墟，古宛丘地。”

伏羲生活的年代，距今大致六千多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与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发表的《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看：周口各县区散见“仰韶文化遗址12处”，其中淮阳区刘振屯境内的王禅冢文化遗迹，就属于仰韶文化遗址，近几年对平粮台的考古活动又有新发现，在平粮台古城下存在一个面积更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区，这些田野考古成果都是对上述史籍记载的一种有力佐证。

经过千里大迁徙，伏羲和他的族人最终在宛丘定居下来，很多史籍称此过程为：“伏羲都宛丘”。宛丘即当时伏羲到来的时候，淮阳地区的古地名，这有《诗经·陈风》中的很多诗篇为证，当然六千年前的先民是否已经具备了概述地名的能力？宛丘之名会不会时后人附会？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探讨，但不是今天研究的事情。我想要强调的只是：“伏羲都宛丘”的说法，极易令人望文生义，依现代人的生活经验，误认为：既“都宛丘”，那“宛丘”就应该是座城。其实伏羲所处年代的生产方式仍然是比较落后的，以采集、渔猎为主，并不具备建城定都的条件，因为，人类进入城市时代的前提，是必须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作为支撑，必须有足够多的剩余粮食来保证社会分工的实现。由此推断，那个时候的宛丘地区只是出现了一些临时性的定居点，搭起了一大片简易的民居。这样的定居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更早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搭建半地穴式的棚屋，居住生活了。不过那时的人们也并不是毫不设防，他们会在定居点的外围挖出一圈的防护沟，以防止野兽和其他部落的突然袭击。那时，同类之间的自相残杀，和奴役，远比今天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死于部族冲突的人数应远多于疫病和野兽攻击。

三．炎帝时期的淮阳

炎帝都宛丘，并因这里曾是先贤伏羲生活过的地方，故称之为“陈”地。“陈者，旧也。”上述这段话，是有史料依据的，且散见多处，言之灼灼。但我个人认为一半可信，一半并不可信。

西迁之后，炎帝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黄淮平原上，炎帝到过淮阳，并在这里生活、劳作是多数学者都认可的。淮阳至今还有一处古迹，叫“五谷台”，据说就是炎帝神农氏在这里生活，并发明木制农具“耒、耜”，教授族人种植五谷的地方。如果这种说法可信，淮阳不只是伏羲画先天八卦，开文明滥觞之地，淮阳还是中华文明进入农业时代的出发地。不过，历史总不会那么简单，工具的发明可以因灵光一现而完成，之后只是完善而已，但农耕文明就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了，那当是多少代人努力实践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炎帝时代，人类刚开始进入农业时代，城市应该是仍然没有出现，由于农业文明尚不发达，人们对土地的占有意识并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不断迁徙仍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有的学者称之为畜牧、农业并存时代。十几年后，炎帝果然就带领自己的族人继续向东，迁往今天的曲阜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三十世纪，神农氏进入淮阳地区，并在这里爆发了中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现在已经无从知道神农氏、斧遂氏谁是原居民，甚或他和炎帝一样同样都是外来客，反正两个部落在淮阳附近发生了一场大战，据《中国国家地理·2008.7·河南专辑》附页显示，“战争结果：神农氏胜，附近各部落自动归附，组成新的部落联盟。”《中国国家地理》还特别标注，此战“发生在周口市”。这个时候的炎帝和他的部落，都应该是处在强盛的阶段，炎帝正值中年，身强力壮，他的部落联盟，团结协作，所向披靡。

随着年龄的增长，炎帝对于部落联盟的控制力变得越来越弱，整个联盟走向衰落。炎帝，和处于上升阶段的黄帝，在阪泉又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阪泉在哪？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命题，有北京延庆说，有河北涿鹿说，还有山西运城、阳曲说，我更愿意相信：阪泉，扶沟说。当时，黄帝，居住在新郑一带；炎帝，生活在陈地；蚩尤，则活动在涿鹿附近，形成鼎立之势。“在形势上，有熊部落夹在神农部落跟九黎部落之间，有两面作战的危险。所以姬轩辕决定先发制人，他首先突袭神农部落，在阪泉（河南扶沟）郊野的战役中，把神农部落击溃，俘掳了敌人全部人口和牛羊。接着姬轩辕乘战胜余威，挥军渡过黄河，一直挺进到九黎部落的根据地涿鹿。会战在涿鹿郊野进行···九黎部落大败，蚩尤战死。”这是柏杨《中国人史纲》对阪泉之战的描述，当是完全可信的，时间次序上也非常合乎逻辑。

神农，不可能和蚩尤同时生活在涿鹿，故阪泉涿鹿说，很不靠谱；北京延庆说更是玄乎，在交通极其不便的远古，两个老祖宗为了约架，上下跑了大半个中国，一千多里，显然太过浪漫，而失去了真实性；阪泉之战，发生在神农与斧遂氏的战争之后，而神农与斧遂氏间的那场大战就发生在周口境内，说明神农部落在坂泉之战以前就已经到达淮阳地区了，所以说阪泉之战发生在炎帝东迁途中，经过山西之时，是与史料记载有冲突的，以上三种说法都不足信。

历史上扶沟和淮阳相邻，扶沟亦是黄帝从新郑出发前往陈地的必由之地，所以，综合以上考虑，阪泉，扶沟说，要更加可信一些。阪泉之战炎帝带领的部落联盟战败了，炎帝手下得力干将，战神刑天忠贞不屈，被黄帝斩杀。炎帝部落更加衰落。再后来，便是炎帝部落离开淮阳，迁往曲阜。炎帝神农氏从淮阳东迁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过去少有人提及，是个疑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史料可以佐证。但巧合的是姜姓炎帝走了之后，来淮阳一带生活，并一直定居下来的确实是姬姓的黄帝部族。联想到上文中关于：黄帝的部落联盟，与炎帝的部落联盟曾经在扶沟大战的记载，炎帝东迁系被迫无奈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但真正把神农炎帝从淮阳逼走的并非黄帝。消除炎帝之忧以后，黄帝便北上涿鹿（今地争议较大，且置不论），讨伐蚩尤去了，所以，之后赶走炎帝的当另有其人。

《水经注·渭水注》记载：“黄帝都陈（此陈，指陕西陈仓，而非今河南淮阳），陈丰氏东迁之前在此。”这条记载，就是黄帝中的一支，陈丰氏（也有的史书称其为陈锋氏），东迁淮阳的证据之一，淮阳也因陈丰氏的到来，被称为“陈”地。只是“陈丰氏”的陈，和后来的“陈”姓，并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坂泉之战，黄帝“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神农氏则损兵折将，实力大减。所以，当陈丰氏到来的时候，惹不起，总还躲的起，年迈的炎帝只好带着自己的族人，继续东迁，去了曲阜，把沃野千里，物产丰饶的黄淮平原腹地让给了黄帝的后裔。从此黄帝的后人便一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繁衍光大。

“陈”字，在创立之初，与“阵”同。左边为“车”，而非“东”，其含义是“排列、列阵”的意思，并没有“陈旧”之说。况且，炎帝神农氏到淮阳来的时候，文字还没有被发明，他老人家怎么可能穿越到后世，而知道后世“陈”字做陈旧讲呢？基于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史志中常常引用的，陈地名字，源于伏羲旧都的说法，并不可信。

四．平粮台时期的淮阳

平粮台位于淮阳城东南4千米处，百度“平粮台遗址”词条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古城，“距今已有4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规划严整的高等级史前城址，开了中国城市建设规划的先河，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历程碑式的意义。”这一节，所以以平粮台时期为标题，阐述黄帝时代的淮阳，是因为炎帝东迁之后，淮阳虽一直由黄帝的族人居住生活，然这里到底由谁占据，他们在这里怎么生产、生活，确实是资料匮乏，无新可陈。但我坚信：不管当时是什么人在这里居住，当时的淮阳地区必须是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农业高度发达，手工业技术领先，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座古城——平粮台遗址的出土给证明了。看看平粮台古城遗址，我们就能明白，当时的宛丘古城在那个历史时代里的重要地位；也能清晰地意识到他对彰显那个原始王朝繁荣、强盛的重大意义。不管那时住在淮阳的人是谁，他在那个远古帝国中一定有着显赫的地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重量级人物，甚至这里可能就是一个卓尔不群的独立王国。可惜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字系统尚处在刻画符号的水平上，并不具有完整记录历史事件的能力。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来简单捋一下，黄帝家族统治下的中华大地吧。

公元前2600年前后，是平粮台故城建成的大致时间，而这个时候正是夏禹的儿子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前夜，也正是黄帝家族统治中国的时间段，尧、舜、禹，根据《史记》等史料记载，都是黄帝一族的后人，所以他们的统治期都可以概括为黄帝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禹的统治尚属于黄帝时代，而他的儿子启则是夏王朝的肇始者，父子二人共同完成了中国上古史中两个时代的递进，即由氏族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国家。

有人说：黄帝的第一任继任者是其儿子，少昊。少昊，名挚。少昊以鸟为图腾，以鸟纪官，故也被称作凤鸟氏。少昊在穷桑（今江苏沭阳桑墟镇一带）即位，后移居曲阜。当时，在淮阳居住的黄帝后裔，是哪一位？史料中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什么线索。但在平粮台的遗址中，考古学者出土了一只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形态可爱的陶鸟，如此成熟的工艺和造型，喻示着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的制作和尝试，也不知要经历多少次的成功与失败，这些矢志不渝的努力与尝试极好地印证了当时在淮阳生活的先民们亦是以鸟为图腾的，亦至少说明他们是与少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在淮阳生活的可能是少昊后裔。

《史记·五帝本纪》对谁是黄帝的继任者有不同的说法。《史记》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说明黄帝死后并未传位给长子，而是直接传给了“有圣德”的孙子，颛顼。接着，《史记·五帝本纪》又补充说：“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这就是说，黄帝的长子玄嚣、长孙蟜极都没能即位。颛顼不管是作为第二任，还是第三任首领，都不影响他在中国远古史中的地位。颛顼，为黄帝子孙，昌意之子，少昊的侄子，因辅佐少昊有功被封在高阳，所以又称为“高阳氏”，史前“五帝”之一。

首先，颛顼像他爷爷一样，特别能战斗。传说，他与炎帝的后裔共工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又爆发了一次大战，这是若干年后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之间的又一次大规模较量，结果是颛顼完胜共工，炎帝部族再次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和共工的战争，应该说只是颛顼巩固自己政权的斗争之一，绝不可能是全部，只是历史没有更多的记载而已。我之所以深信颛顼一代经历过的征战绝对不止一场，我们来看看那时的中国疆域就明白了。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到颛顼帝时，中华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潘木。”幽陵，是后来的幽州，大致位于河北北部，及辽宁部分地区；交阯，是后来的交州，指越南中北部，中国广东、广西部分地区；流沙，是甘州张掖县，即今天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一带；蟠木，“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所以或许是指东海某一个离岛，或琉球。疆域之广阔，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且颛顼统治有力，井然有序，《史记》曰“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这是个什么概念？会动的，不会动得，都乖乖地立正稍息；大小诸神，服服帖帖；只要是日月能照到的地方，没有不归属称臣的。真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靠武力，玉皇大帝也一样拿孙悟空没有办法，何况颛顼。说实话，对《史记》的上述记载我是存些疑问的，当然这种疑问并不妨害司马迁的伟大，更不影响我对他老人家一如既往的崇敬；同时，我也希望中国在那个时候就真的已经那么强大，但从当时的交通水平，以及军事行动所需的后勤保障看，这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关于颛顼是否在淮阳生活，即淮阳平粮台是不是颛顼故都，我持否定意见。颛顼，最初建都穷桑也好，最初建都高阳（高阳，有说是保定，有说系开封）也罢，我们暂不去争论，但若以《左传·昭公八年》记载：“陈，颛顼之族也。（《史记·陈杞世家》也有同样的记载）”就认为颛顼曾到淮阳定都生活，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左传》既然强调“陈，颛顼之族也”，就说明司马迁自己也认为：不是颛顼自己在淮阳居住，而是“颛顼之族”在这里生活。

去世前，颛顼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传给了更加贤明的青阳氏的亲孙子高辛，黄帝部族的权位又重新回到了长子玄嚣那一脉手中。高辛，就是“五帝”中有名的“帝喾”。帝喾，先传位长子“挚”，挚不善于管理，很早就死了，他的弟弟放勋即位，这就是中国史前时期有名的首领“唐尧”。后来唐尧，又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以孝扬名的颛顼一脉的人，即颛顼的第六代孙，虞舜。舜，则因大禹治水有功，将统治地位传给大禹。

这即是整个黄帝时代的大致脉络。那些远古谱系是不是完全准确并不重要，能参考大致的传承关系就足够了。

淮阳的宛丘古城，则是这个庞大氏族联盟集团得以长期稳定、繁盛的一个重要保障。除了平粮台城堡，近期，在淮阳四通镇时庄村又发现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虽然相差两三百年的时间，但也是在同一时期之内，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当时淮阳地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据考古专家对时庄遗址的发掘，初步断定这里应该是一处粮仓遗址，能有那么多的粮食剩余，需要建设专用粮仓以储之，就充分说明淮阳地区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时期。全国范围内发现的像淮阳平粮台一样的古城堡遗址亦并不多，只有八座，他们分别是：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内蒙古包头河善、凉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马岭等。

这些远古的城邦军事堡垒，正是撑起当时黄帝部族集团统治的脊梁。

五．夏时期的淮阳

有人说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就是中国的夏王朝；有人不同意，据理反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我不是刻板的学者，只是一个要表达自己观点的书者，争论与我无关，反正你不信，我信。

从年代上看，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后，正是属于禹和他儿子启两个人的时代。参考颛顼时期中国疆域（去除部分不实之域），禹管辖下的疆域面积应该是有增无减。特别是大禹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活动，更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原王朝对东南地区强有力的控制。大禹治水，在涂山（今安徽涂山）大会诸侯，并迎娶涂山女；积劳成疾的禹，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这些活动都充分说明禹已经在东南地区的建立起了十分有效的实际控制。同样因为如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一个全新的，挑战中原文明核心地位的观点，即大禹是越人祖先，后入主中原，并最后在中原地区成为一代明君。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宫本一夫在其著作《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中说：“针对长久以来，注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元文化文明发展的观点，近二十年来，还出现了立足于中国的多元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诠释的转换。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近年来更涌现一批强调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先进性的学者。他们认为长江文明足以匹敌甚至高于黄河文明。”历史学者起码可分两种，一种是以澄清历史为己任的，深究派；另一种是拿历史去说事的，实用派，我厚着脸皮能勉强给后者沾点边，自然没资格介入神仙打架的事情，等他们争论清楚了，让后人再拿来修正我们的观点就是了，所以，现在姑且坚持《史记》旧说，禹黄帝后裔。大禹和启以世袭代替禅让，夺得对氏族联盟集团的永久控制权，建立起奴隶制国家，自此“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天下权力择贤而传，变成父子相承。

《中国疆域沿革史》认为：“夏代中世……政治中心似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顾颉刚、史念海先生没有对夏王朝早期的活动区域给出结论，但他们明确地把夏中期的活动范围定在了鲁、冀、豫之间。并认为，夏朝到晚期的时候才开始西迁，他们继续说：“夏之晚年，其政治中心……在今河南巩、洛以至河东一带，……至于其西徙原因可以猜测者，或因黄河泛滥不能安居，或因东夷之侵陵皆未可知，但非举族西迁，东方仍有孓遗。”

夏时，陈地的宛丘古城，仍然由黄帝的后人聚族而居，仍是夏王朝在豫州东部的一处重要堡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戴德在《大戴礼·少间篇》中说：“禹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姚姓，舜帝后人中的重要一支，舜帝生于姚墟，而得姚姓。我搞不明白戴德为什么说：禹“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禹，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他还要受谁之命，以封舜后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段话给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夏王朝的时候，在淮阳一带居住的属舜帝后人中，姚姓的那一支。

夏启晚年，生活腐化沉迷酒色，疏于朝政。启死后，刚刚施行家天下的夏王朝就发生内讧，五子争位。太康虽然夺得帝位，但国力已大不如前。太康酷爱打猎，喜欢饮宴，军国大事撂荒不理。东夷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也就是哪个神话中射日的英雄，传说中嫦娥的丈夫——后羿，乘太康打猎数月不归的机会，把他挡在外面，篡夺了夏的天下，《史记索隐》称其“因夏民以代夏政”。太康落荒而逃，一直跑到阳夏（夏时称“戈地”，今河南太康县）筑城而居，后卒葬于此，太康县亦因此得名。太康出逃后，其弟仲康，做了后羿的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后羿赶走了相，自己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后羿称帝后，自以为箭术高强，无人能敌，更是不修民事，沉醉玩乐，完全把军国大事交给韩浞处理。后羿没有料到，他信任的寒浞是一个比他心更狠、更黑、更没底线的家伙，据《中国疆域沿革史》载：寒浞“卒致依样画葫芦，以其所取夏之天下归于韩浞；浞并妻其妃妾，生子浇及豷。”韩浞比后羿做的更绝，他不仅联合后羿的“家众”干掉后羿，还把他的肉煮煮，给后羿的孩子吃，子不忍食，韩浞便以此为借口将他们杀害，以绝后患。将后羿一族斩草除根后，韩浞又一股脑地将后羿的妃妾收入内室，还让她们给自己生了两个儿子：浇和豷。事后看，嫦娥当初背弃不靠谱的后羿，偷吃丹药升仙而去，竟是具有何等的前瞻性呀。

夏后相被后羿赶出后，投奔斟鄩氏。儿子长大后，韩浞命浇，灭斟灌、斟鄩二氏，杀夏后相。相的妃子有仍氏后缗已身怀六甲，她从墙洞里爬出去，跑回自己的娘家，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从小聪明过人，长大后在有仍氏那里做牧正，手下拥有五百余人的一旅之众，管辖方圆十里的地盘，一面畜牧耕织，一面练兵习武。为避开浇的追杀，少康又逃到更远的有虞（今河南虞城）。有虞君主虞思任他为庖正，并把两个姚姓女子送给他为妻，还把纶邑作为封地送给他。少康休养生息，暗聚力量，他召集夏王朝被打散的旧部，借助老臣靡的辅佐，励精图治，做好了复国前的准备工作。他派女艾深入浇的内部刺探情报，女艾也因此成为中国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女间谍。他又派自己的儿子季杼先去攻打戈地，那里由豷治理，相对较弱，易于取得突破。古书记载，戈地在宋、郑之间。从今天看，戈地就是今天河南太康，是淮阳的北邻，距离新发现的时庄村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更是近在咫尺。季杼的军事行动有没有得到淮阳方面的支持，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出什么肯定性的结论，但后来戈地多属陈地管辖倒是事实。《陈国史》记载：“戈地与陈地同处于夏朝的中心地带——豫州之域。戈地自周朝之初起，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一直隶属于陈（淮阳）。”

党羽尽除，万事俱备，少康亲率大军从自己的根据地纶（今河南虞城县）出发，讨伐浇。传说中，浇天生蛮力，可以陆地行舟，这也是少康最后才对其进行诛灭的原因。浇负隅顽抗，终究还是大势已去，以失败告终。少康杀死浇，在失去政权三十多年后，重新恢复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仔细研究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这三十多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即夏朝并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的国家，那时仍处在松散的部落联盟时期。如果说今天流传的关于夏朝的所有史料记载，历史掌故都是可信的话，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探索一下，看看我们能否得出上述结论：

首先，无论是后羿代夏，还是很快韩浞灭后羿，居然都没有引起各个诸侯国的骚动，甚至可以说大夏帝国仍然平静的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有诸侯国的君主们倒更像是一群吃瓜群众，冷漠安静，无动于衷。太康、相、后缗、少康跑去避难了，他们所做的也就是他们收留一下，接济一下，对待曾分封自己的国王就像对待一个遭了洪灾来投靠的亲戚一样，毫无勤王护主之意，更无国家、国难之识。这就说明诸侯国君尚未建立起维护国家权威，捍卫国王尊严的意识，大一统的观念并未产生。

其次，无论是后羿，还是韩浞，在取而代之以后，都没有急于对其他诸侯国举兵讨伐，以固政权。他们为什么能这样淡定呢？并非他们实力弱，不敢出兵，原因只能有一个，即：他们相信没有一个诸侯王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更不会有人会出来为太康他们站台发声。韩浞后来所以要派儿子浇去剿灭斟寻、斟灌二国，概是出于两种考虑，一，儿子大了，需要解决儿子浇的封地问题，他不过是将斟寻、斟灌给浇作封地罢了；二，顺便剿杀夏王后相，以绝后患。他派长子豷到戈地，应该也是出于上面两个原因考虑的。

第三，从现有史料看，少康复国的时候，所带武装也就是自己在纶邑训练培养的那支部队，并没有一个诸侯国派兵参与，唯一帮助他的也只是前朝老臣靡。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看，夏朝诸侯国国君的脑子里并没有产生清晰的国家意识，国家和国家权威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也一样微乎其微，那时，决定话语权的并不是国家意志，也不是国王的权威，而是你的国库是否充盈和军力是否强大。

根据顾颉刚、史念海先生的考证，夏中世时的中心在鲁、冀、豫三省交界处，淮阳正在这个范围内。以当时平粮台古城的规模和形制看，无论是修筑他所需要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还是他所能发挥出的极强的防御能力，在当时的中国疆域内都绝非一般小国诸侯所能企及，亦非一般国力所能够达到，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陈地应该是夏王朝在古豫州东部地区“孑遗”的重要战略据点之一。

夏都西迁后，平粮台古城的高城深沟，淮阳地区的人多物丰，陈地凌然不可侵犯的超强实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这里成为夏王朝屹立在东方的一面旗帜。

六．对平粮台古城的再认识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城市，按照历史的标准理解，“城”的出现是为了防御和保护；“市”，即交换，贸易是城市的功能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平粮台故城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城堡”。因为，从规模看，平粮台古城的意义更偏重防御和保护，而非交换和贸易，他只是远古时期一个区域的核心军事堡垒。

1．平粮台故城产生的前提条件

在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下，平粮台故城的建设无论从土方量、还是从劳动强度看，都是一个十分浩大的超级工程。其能够完成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区域内必须是人口稠密，劳动力充足。

平粮台古城的城墙下宽13米，上宽8-10米，现在仍残高3米，古城呈正方形，边长185米。城墙采用版筑和堆筑法建成，即先用小版夯筑宽0.8-0.85米的土墙，然后在其外侧逐层呈斜坡状堆土，夯实，加高到超过墙的高度后，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如此宏大的土方量，分层夯筑的劳动强度，对于石器时代的人们来说，修筑难度和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没有稠密的人口做基础，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做保障，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农业经济已经高度发达，国家有足够的粮食节余和储备。

城市的建立说明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永久定居，社会分工也已经出现，而这一切都须有足够发达的农业作为支撑才可能实现。固定城池的建成，意味着人类已经摆脱了不断迁徙的生活形态，而真正地实现了永久定居，土地随之成为氏族最最重要的生活资源，战争也从过去迁徙中掠夺资源、奴役人口为目的，向占领土地为目标的转变，战争变得更加血腥和激烈。这就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的剩余成果不仅要满足国王、贵族、手工业者的日常所需，还要足以养活一定数量的士兵、侍从和官吏，修筑城池时，更要能为大量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以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2，古城建造的目的和意义

平粮台故城建造的目的，首先是防御和保护。

城堡的出现是战争形势变化后的必然要求。在以分散的氏族为单位时期，氏族之间的劫掠和冲突非常频繁，他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构成对原始人生命的最大威胁，其频繁和残忍程度，甚至直接导致了很多原始族群的整体消亡。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并非所有的原始人都能有幸地延续下来，成为我们的祖先，他们中的很多族群，都在进化途中的氏族冲突中被集体消灭了，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游荡于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从青藏高原迁往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都是被整体消灭的族群代表。为了避免频仍的战争带来的苦难，人类开始结为更大的部落联盟，建立起军事民主制的集团组织。这样虽然极大地减少了氏族之间冲突、劫掠的次数，但是，随着部落联盟的扩大，战争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战争变得空前地激烈、残酷和血腥。原始的防护沟，已经不足以阻止外族大规模的攻击和劫掠，构筑更高级的城堡，成为氏族生存的必须保障。

其次，城堡面积逼仄，所能保护的对象十分有限。

在尧舜禹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到原始社会，奴隶制已经出现，但是仍处于萌芽之中。部落首领虽然享有很多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和劳动，他们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奴隶虽然已经出现，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完全沦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仍是温和的，隐蔽的，处于家庭奴隶制时期。《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就是对这种制度的一种描述。但是到了夏启建立家天下的夏朝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随着农业的高度发达，粮食的大量节余和储备让社会有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繁重的农业劳动，而成为统治者，和手工业者。于是，阶级分化进一步加深，国家随之出现，军队成为国家权力的保障，并形成一种强大的统治机器。统治者和他的护卫、侍从、官吏开始脱离实际的生产和劳动，成为养尊处优十足的剥削者。夏启晚年花天酒地，太康外出打猎数月不归，都是对这种生活的一种证明，这个时候中国正式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当然，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的夏朝是否存在一直持否定的态度，现有的田野考古资料对夏朝历史的证明也是模糊而不完整的，但我以为：文献记载不会有错，区别只有一点，当时的夏是仍然处于原始社会，还是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国家，而成为一种文明，仅此而已。历史不会虚无，模糊的只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程度如何？

3．平粮台的兴废

平粮台的兴建，得益于陈地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平粮台的废弃，也同样基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商代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社会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随着这种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的筑城能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下面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平粮台遗址（夏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商代遗址）、和陈楚故城（周朝遗址）的规模，以便于重新认识他们在性能，和作用上的进步与发展。

A.平粮台遗址的外廓呈正方形，一面的长185米，所以，平粮台遗址的外城四面加起来才只有740多米，算上城墙面积才大约34225平方米；

B.郑州商城遗址的北城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南墙和东墙长度均为1700米，周长近7公里，城池面积更是数十倍于几百年前的夏代城堡，达到三十多万平方米；

C.距平粮台只有四千米的“陈楚故城”始建于两千多年后的周朝，外城总长已达到15千米，平均长3.75千米，内城周长亦达到4.5千米，城内共有街道44条，真正实现了“城”与“市”的多重功能，除去城墙所占面积，内城面积就已经达到了120多万平方米。

如前文所述，平粮台的历史功能主要是防御，而不是生产、生活，这种功能性的偏颇和单一就注定了平粮台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走向衰亡。参考郑州商城遗址的规模，我们已经能明显的感觉到平粮台的简陋和局限，如果我们再参看后来在四千米外建立起来的陈楚故城，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虽然直到今天我们在淮阳范围内尚未发现商代城市遗址，但平粮台故城到商代的时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其被废弃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商代中后期。这个结论只是我们结合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的一种推测，他仍需要等待深入田野考古挖掘，进一步证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七．商时期的淮阳

商朝，我国已经由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商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停地迁都。《尚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商朝建国前就已经迁了八次都城。从商汤建国，到盘庚迁都，据说商都又有五次大的迁徙。据顾颉刚、史念海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分析，“商人早岁之屡迁都，或因社会生产尚以游牧为主之故。”如果说，商民族进入中原的时候，尚处于游牧状态，在文化上他们和早已经处于成熟的农业文明的中原民族来说，一定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商民族作为征服者，文化却未必是最进步的，就像后来满族用武力征服汉人，汉人用文化同化满人是一个道理。

商代建立的时候，淮阳一带仍为舜的后人在此居住，生活，他们处于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之中。《世本》宋忠注云：“殷汤封遂于陈，以为舜后是也。”如前节所述，夏的时候，被封在陈地的，已经是舜之后人了，只是他们姚姓。到商的时候，陈地的居民虽仍是舜的后人，却变成了妫姓。虞遂，系妫姓，陈国与田齐的先祖。由姚姓转到妫姓，这是怎么回事呐？

据《古今姓氏书辩证》和《通志·氏族略》记载：“虞有两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为妫，而妫皓又改姓为姚，知姚与妫可通……”。这就是说，舜因生于姚墟这个地方，一部分后人姓姚；后因舜帝居于妫水，一部分后人成为妫姓，所以姚、妫二姓系同源，皆为舜的后人。他们的世系传承顺序大致为：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即遏父）——胡公满。人们常说的“妫汭（rui）五姓”：妫、姚、陈、胡、田，指的就是五姓同源，皆为舜帝后人。

《中国疆域沿革史》认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湾与易水流域，商汤兴起之后，先灭掉夏的一些属国，如韦、顾及昆吾，才最后到豫西灭夏。根据谭其骧先生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中心区域图》的标注，韦，在今天濮阳南；顾，在今天山东郓城和鄄城之间；而昆吾则在许昌与周口之间。成汤灭夏的时候是否到过陈地、商朝屡次迁都是否途径陈地，是否在陈地歇息，早已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还是有的。商的都城，很多和“亳”字都有联系，郑州曾为商都之一，陈地正位于郑州和安徽亳州之间，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今天陈地，发现有大量商代遗迹“五谷台、蒋台、泥河店、冯塘、双冢、平粮台、试剑冢、范丹寺等处”并出土大量玉器，和青铜器。这就说明，在商朝的时候，以淮阳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仍然是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手工业的制陶、冶炼、玉器加工都已经相当发达。在平粮台遗址的发掘中，曾发现有铜渣，说明最迟在夏晚期，淮阳的先民已经发现了铜，并开始小规模冶炼。

附：神农传说对淮阳地区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狩猎、采集一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形态，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人类的不停迁徙、和低生殖率。人类最早的农业生产发端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新月沃地，即今天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当时那里气候湿润，适宜植物生长 ，他们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为二粒麦、和大麦。

淮阳位于黄淮冲积平原的腹心地带，神农氏器尚未经历黄河的大范围改道、泛滥和淤积，所以可以想见那时的地势要比现在低很多，气候也比今天更加多雨湿润，应该是水塘密布，河渠纵横，沃野千里，非常宜于植物生长。这里很早就有先民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数千年间他们对生长在这方土地上的各种植物了如指掌，而且他们通过采集收获到的很大一部分食物，正是一些田野间常见的原生黍种子。古人从发现原生黍的种子能够食用，发展到主动地种植、驯化黍，并把他作为主要农作物去栽植，一定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五、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迹发现碳化的粟粒和粟壳并不奇怪，因为人类采集原生黍做食物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有意识地种植、驯化的年代。只有找到人为驯化黍颗粒存在，才能证明当时农业已经出现。

中国黄淮流域的神农氏，是传说里中国农业的发明者，和传播者，有人说炎帝是东夷人，来自东方，即今天的山东；有人说他来自西方，逐水草而居，一路东行。他从哪里来？确有分歧，没有分歧的是，他们一致认可炎帝神农氏曾在陈地定居。今天淮阳东北五千米的地方有一处古迹，叫作“五谷台”，据说正是炎帝神农教化民众发展种植业的地方。前面已经说过，人类从采集时代认识到黍的果实可食用，到发明农业，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夕，所以，我也认为神农氏只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集大成者，决非农业发明者本身，但我要强调的是：神农氏集农业大成于一身的地点不在别处，当在淮阳。西北地区多山石，磨制石器是其主要的生产工具；而淮阳地区系黄淮淤积而成的冲积平原，林木茂密，缺少石头，唐·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三皇本纪》记载：神农氏“断木为耜（si），揉木为耒（lei），耒耨（nou）之用，以教万民，始教耕，…”，神农氏发明木制农具的事迹，亦正好与淮阳的地理，与物产状况相吻合。神农氏在陈地发明木制农具“耒、耜”，并对野生作物进行人工驯化，也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之举，顺天应地，机缘和合。

狩猎是远古人类获取脂肪和蛋白质最好的方式，也是最富有激情和味觉刺激的生产、生活方式，但狩猎也是最不靠谱的食物来源。不耐保存，决定了肉食的短时效应；狩猎活动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丰歉难料，这就决定了以狩猎为生随时可能忍饥挨饿；特别是随着人类活动的日渐频繁、人口数额的大量增加，猎物变得越来越少，这些因素就决定了狩猎活动只能居于人类获取生活资源的次要地位，起着辅助作用。东汉《白虎通义》曾对此有过经典的评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宣之，故谓之神农。”

基于上述两个因素，淮阳地区先民们的狩猎和采集活动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农业成为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随着人们长年不懈地对作物种子做着有意识地筛选，作物品种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得到大大提高，农业日渐走向成熟和发达。固着在土地上的耕作农业的发展，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认知，人们开始习惯于定居，土地第一次成为最为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源，人民对于土地的依赖和眷恋空前深化，想尽一切办法保卫土地，守护家园成为氏族的首要任务。安稳的定居生活，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反过来又带来了生活的稳定和保障，为人口的急剧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充足的食物供给。

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陈地（淮阳地区）终于成为当时人口最稠密、人类活动最频繁的重要区域之一，也最终促成4600年前出现了像平粮台这样高耸、坚固的超级城堡。所有这些繁荣与强大，所以集中出现在陈地，当和神农曾在此定居生活，打下坚实的农业基础有着密不可分内在联系。

西周之后，中国进入到信史时代，淮阳的历史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那是后话，待后再续。